即便法谚具有法源性质以及能够作为实质论据运用到裁判论证中，但是法谚的司法运用仍然要受限制，亦须遵守司法裁判的逻辑。

机械司法者在适用法律时，孤立地、静止地和片面地理解法律，裁判模式固定单一，就案办案、孤立办案，把司法看成封闭的和机械的逻辑演绎过程，忽视司法的根本目的和社会效果。我不知道为什么，事实就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都习惯于扬长避短，习惯于从法律规则出发，尽量将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予以简化。但是随着《法官法》的颁布，法官任职条件越来越高，法学院毕业生几乎成为法官的唯一来源。如果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马克思语），那么他更有可能充分地发挥能动性，找到人情与法律的完美平衡点，凭着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作出裁判。司法作为法律适用的过程更是如此。例如，在许霆案的原一审判决中，法官将许霆案与一个普通盗窃金融机构的刑事案件等量齐观，对于 ATM 机故障、自动吐出超额现金等量刑情节只字未提，而它们足以构成许霆案与其他盗窃金融机构案件的重大差异。

法官责任豁免是指法官对于自己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依法实施的行为、发表的言论和判决的结果，享有不受指控或法律追究的权利。与这个数字相比，截至2022年6月底，包括现行宪法在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现行有效法律仅292件。在中国，法官在严密的科层制监管之中，其知识和技能被理解为是或仅仅是一种知识灌输的结果，从而几乎完全忽视了法官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但是，由于《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规定的参审人数、参与方式及表决形式使得人民陪审员与法官的对话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其意见难以形成与法官相抗衡的力量。如果再加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及主管部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的总量更是汗牛充栋。法官仅仅被当作实施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履行执行性功能的官僚，他们只有执行权而非判断权。从5年后的事实曝光看，彭宇案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

与此同时，法律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也导致法律本身无法关照到每一个具体行为，个案的特殊性被排除了。因此，在依法裁判的前提下应当适当提倡能动司法，要求法官部分借助于造法去解决法律的概括性与具体生活之间的矛盾，化解规则滞后可能带来的不公正问题。

一般来说，在已经形成的彼此吻合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作用下产生的心理定势，是有较大的强度和相对稳固性，它能够抵抗外来思想观点的干扰，不易改变。3. 法官保障制度不力机械司法盛行还与法官不愿意突破法条裁判而放任社会效果不佳的裁判出现，也不愿意错判，主动规避责任，趋利避害有关。司法解释能力普遍不足，因此法官在碰到疑难复杂案件时，即使觉得按照该法律规则的字面意思适用法律不妥当，也未必有能力进行合理解释并作出裁判，其结果会导致裁判脱离社会实际。刑事诉讼的直接结果是对当事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追究何种刑事责任，是最严厉的一种责任形式，体现着国家、社会对一定行为及相应行为人格的最强烈谴责。

司法者需要熟稔法律，但是裁判不能仅仅关照法条。立足时代、国情、文化，综合考量法、理、情等因素，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不断提升司法裁判的法律认同、社会认同和情理认同。这些司法解释事无巨细，过于细密的司法解释将所有裁判细节逐一确定下来，一旦这些规定与现实的契合度低，或者社会现状发生了变化，就可能导致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张力。在中国有权提出审判监督的主体非常多。

一、何谓机械司法？（一）机械司法的概念和特征所谓机械司法，是指法官在作出裁判时，缺乏对法律规范的意涵以及立法意旨的考量，僵硬地适用法律条文，作出与社会实际或者公众认知相背离的司法裁判。一是改革法官的遴选制度。

在司法过程中，法官与普通人一样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着与生俱来的情感和本能，法官也是自然人、社会人、政治人及职业人等诸种角色的综合体，当他在进行司法审判时，他身上的这些角色都在蠢蠢欲动，他的司法行为正是这些角色相互冲突和妥协的结果。只看到刑法规范，不见民法规范。

其实，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培养，主要是对司法者法律解释能力的培训，特别是要对法律进行体系性解释，不仅要考虑法律条文本身，而且要结合法律的精神，立法的原义。三是刑事诉讼领域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繁多。一是检察院对生效裁判文书具有抗诉权和检察建议权。家事法官遇到家事纠纷就会留意夫妻财产的转移、分配等。例如，在许霆案的原一审判决中，法官将许霆案与一个普通盗窃金融机构的刑事案件等量齐观，对于 ATM 机故障、自动吐出超额现金等量刑情节只字未提，而它们足以构成许霆案与其他盗窃金融机构案件的重大差异。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不仅需要冒着巨大的风险，而且要进行深入、细致、充分的说理，这本身就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

在‘天津大妈持枪案中，一审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仅164字，对于辩护人提出的应当判处缓刑等辩护意见只字未提，直接判处赵春华实刑。即使法官有能力对法律进行解释，使其更加合理，也会出于趋利避害而理性地选择依据法律机械司法。

引用可适性较强的分则条文，裁判说理更具有针对性，与总则条文更为抽象的说理相较，说理过程相对也更为简单。同一部法律，同一个案件，甚至在同一家法院中，在舆情影响前后，裁判尺度忽左忽右，忽宽忽严，法律的权威性荡然无存。

由于人们对于法官有严格执行法律的期许，在规则充足但与社会生活不相契合的案件中，法官严格按照法律条文裁判作出机械司法的可能性也最大，并且法官越严格司法，也就越可能机械司法。因此，建议改革陪审员制度，在疑难复杂案件中落实七人合议庭的方案，并且明确在案情复杂、争议较大、情理法矛盾突出的案件中，陪审员应当在合议庭人数中占多数，从而让陪审员在疑难案件的事实认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再次，一审法官面对的只有当事人和法律，二审法官则还可以参考一审判决、当事人的反馈等，具有更丰富的视角，不易陷入个人的思维定势。《法官法》为法官设定的违法行为繁多，但是却没有确立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在西方，法官甚至被喻为法律帝国的王侯，是具有神性的凡人。形式主义的司法观要求法官尽可能避免那些突破法律形式正义界限的实质性价值判断，更多地根据对法律统一的、规则化的理解来解释和适用法律。

赋予法官这一权利，旨在确保法官的独立性，使得法官能够自主履行审判职能。之前盛行已久的裁判文书签发制度，更是将法官降至法律执行者而非司法者的地位。

因此，即使经历了长期法律实践的熏陶，法官也会形成自己的思维定势/心理定势。正如苏力所说，中国目前的法学教育训练方式和体制下，法律人都是法学院毕业的，接受的基本是欧洲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传统，相对来说更擅长处理法律（法条）的问题，演绎法条，而不善于处理事实问题，更不善于将事实问题同法条联系起来，不善于把法条同我们的或我们要处理的那些人的生活环境联系起来。

在中国，法官受信任度较低，为了防止和限制司法权的恣意，采取了比西方更严厉的措施，形式主义司法理念比较盛行，因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极度压缩。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

失去自由裁量权后，不管法律多么脱离现实，依法裁判的结果多么匪夷所思，法官依旧严格按照法律条文规定的内容执行法律，因此就造成了机械司法。司法作为法律适用的过程更是如此。法官被民众寄予厚望，法院是社会和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两种不同的司法裁判观会导致不同的司法政策，前者严格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主张将法简化成简单的几何公式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任何一个能识字并且能够将两个思想联结在一起的人，就能作出法的裁决。

3. 法律规则的滞后性除此之外，法律还具有稳定性。邓小平曾指出：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

因此，法官裁判时很难完全摆脱其思维定势的影响。罪刑相适应原则也要求法官根据被告人罪行的轻重来裁判，正所谓刑自罪生，罪重刑重，罪轻刑轻，罪刑均衡。

《布莱克法律词典》中收录：司法能动是指司法机构在审理案件的具体过程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含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以及基于此理念的行动。法官经年累月地裁判各类案件，如果不去换位思考，缺乏我们办的不是案件，其实是别人的人生的反思，就会出现作出的裁判结果与普遍的社会正义观念背道而驰的恐龙法官现象。